1994年，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委托沈宗灵教授主持编写《法理学》作为国家统编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换言之，正义产生法-立法，但法尤其是立法以正义为法源，却可能与正义背道而驰，成为恶法）。法律原则、规则的本身都是可操弄的。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两名守卫和三位前东德政府高级官员于1992年在柏林地区法院的被诉，开枪致受害人死亡的守卫被判缓刑，前东德国防部副部长弗里茨•施特雷勒茨、前东德国防部部长海因茨•克塞勒和前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均被柏林地方法院判处故意杀人罪（间接正犯）分别判处五年半、七年半和六年半有期徒刑，定罪的根据是他们在东德政府中的领导者地位，特别是他们在国防委员会中具有高级权威，直接领导边防法制，他们的定罪量刑牵涉到多起柏林墙逃亡者的死亡。从而，无论何人或集团，基于价值一元论而犯下的罪责应负其道德责任——这也与故意犯罪相区分。代表着人们的普遍的联合意志的原始契约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一切正当性与合法性判断的基础所在，而其本质内涵则是人的尊严。而代表的拟制特征本身就保障了人民总体意志形成过程中个人自由不会被牺牲，个人意志也才不会被国家意志所取代。信念之实践必须止步于相对有效性，这是价值多元论的理论藩篱，也是追责的标准，一元论者所犯的道德错误恰恰是逾越了这一界线。
因为如果切断了法治与正义之间的等同，伦理的正义便不能被科学操作的法（立法）所证明。实际上，施密特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阐明一种法学方法。一年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政法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人事机构，合并成立中央人事部，负责管理全国政府系统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以及各项人事管理事宜。
……采取这一办法管理干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可对中央管理以外的一定范围内的干部进行了解工作，并可对这些干部的任免、调动，向主管这些干部的地方党委提出建议，地方党委在任免、调动这些干部时应考虑中央有关机关的意见，但决定权仍属于主管这些干部的下级党委。第四部分讨论政法体制形成的启示意义。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
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中央迟迟未能成立政法工作部，却为何能够另起炉灶迅速设立中央政法小组？这或许与当时的整体政经情势相关：中央政法工作部成立与否，只涉及干部管理权力是归组织部还是政法工作部，无论归谁都并没有在根本上削弱党管干部的原则。
[30]所谓分部，就是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设立部门归口管理本系统内干部。全国范围内的干部管理都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考察、征调、配备与审查干部的范围也相当广泛。[16]这是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具体来说，它又涉及央地关系和条块关系。但是，作为归口管理各政法机关的中央政法委员会，按照彭真的定位，仍是作为党的助手、参谋、秘书：给中央当参谋、给中央做秘书工作，承办中央交办的事情。
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法院系统并不是垂直领导关系，也就不存在双重领导的问题。它是指西方社会的统治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意识形态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以政法干部任免制度为例，省级公安厅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做法，是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制度惯例。
这样，政务院各部门党组就直接受党中央领导。中国体制是党的领导体制逐渐嵌入国家政权体制的型态，这是一种单向度的二元体制。
以上海市为例，政法工作部在1962年被撤销，另外设立政法小组。前者负责政法机关的机构设置，后者负责政法人员的人事管理。
从政法业务来看，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司法部，中央政法小组因此少了一个分管部门。彭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的指示，还传达了周恩来提出的设立政法、经济、文教科学、农林、外交五个组，党政统一，但各组不议文件等意见。例如，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山西省委领导成员明确分工主管政、军、统、群各系统业务工作，有工业书记、农业书记、文教书记、财贸书记、政法书记之称。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职能有一个核心。[22] 这样来看，在形式上，建国最初的公安部、司法部原本只须向政务院负责，两高只须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但经过几年磨合，公安部、司法部、两高通过各自党组向分管政法的党中央领导、直至中央政治局负责并报告工作。按照这种关系架构，公安部、司法部党组只须向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报告工作，而不必直接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
第三部分讨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简称央地关系）中，分级归口管理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是如何形成的。见《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页。
[15]主要包括：《毛泽东年谱（1949—1976）》、《刘少奇传》、《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5册）、《彭真传》（第1—4卷）、《彭真年谱（1902—1997）》（第1—5卷）、《董必武年谱》、《罗瑞卿传》。条条与块块是中国的本土概念，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
[49]这样，包括政法书记在内的分管书记制度后来被取消。[12]因此，从国家治理的现实紧迫性出发，也有必要对当代中国的政法体制进行整体分析，特别是分析这一体制如何形成、如何组织、如何运作的过程。
[24]结合宪法和中共中央的规定，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在条条上实行的是垂直领导，但在块块上又实行地方同级党委领导。[6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的法治经验，但中国新法治观念的生成、法治话语（文化）领导权的确立，[63]只能建基于中国现有的同时也在不断调适的政法体制之上。民主集中制 一、问题与进路 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法治决定》）。[4]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张明河同时担任河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加强党对政法的领导，并不是意味着党高于法、党干涉各政法机关的工作。
（二）检查党的政策、决议在有关部门中的执行情况。省一级党委设立政法工作部，至少说明地方初步实现了分部分级管理干部体制。
政治法律委员会既是市委工作部门，又是市政府工作部门。块块管理，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必须向同级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而条条管理形式上是指政法机关的上下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指党内关系，各级党委通过归口管理各政法机关的方式，逐级向上级党委报告工作，最终形成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
在党内的央地关系方面，形成了党内分级归口管理和实现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在最广的意义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检委）的部分职能也具有政法性质。中央组织部先是在1954年设立政法干部处，具体负责对政法干部的分工管理。[19]关于政府组织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以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
[52]如《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所归纳：政法工作方面，尤其要加强集中统一，尤其要坚决反对分散主义。[16]参见[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下册，温洽溢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9页。
1958年10月10日，中央任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担任组长。相反的，今后各级党委对本级检察署党组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
[39]但是，政法小组主要是协助同级党委管理政法业务，而不再负责管理政法干部。[22]《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95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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